治,许多人家还能过得下去,不愿意随朝廷到处施工,自己有粮食的更好,没有储粮的,只好用钱买。特别是城镇化规模扩大,城市里的居民更要靠买粮度曰。
这个问题看似很难办,但郑朗想到一个笨办法,不论是什么人来购买,一人限量两升,于各县衙前发放,一天买多少次不要紧,但不得强行插队。违反者轻重五十笞,重则一百杖,隔壁就是县衙,当场笞打。
怎么办呢,若说按户分配,或者按照户等分配,能公平分配下去吗?
这个笨办法就解决了,朝廷是平价粮,排队的人多,有的人从早上排到下午,才能买一回。就是商人眼馋这个差价,能雇人么,能雇得起么,运气好一天能买一斗,不好仅能买回来两升四升,差价远不够付工资的。
因此对平抑粮价起了积极作用。
这是很重要的,其实若大的国家,不但国仓,粮商与大地主手中多少有许多备粮,就说各地酒务,那一个酒务里没有大批粮食。除非旱上三年五年,不然就是熙宁旱灾,即便江东圩不象现在,两荆与两广未开发,农田水利实施没有几年,若是将所有人的粮食积攒起来,差口不会很多。主要是商人越灾越囤,于是粮价越抬越高。
史上王安石做得不错的,熙宁七年时京城米价一斗仅一百五十文,想一想仁宗时,江南米价都涨到过一石六千文,这个价格算什么?这就是常平仓与发运司的功劳。
就是这个价格,朝廷还从各地调米过来,平价一百米供应京城百姓食用,最后又降十文。如此的大旱,做到这一步何其不易,可惜司马光、文彦博、郑侠与韩琦看不到。
不过这是京城,国家重心,其他各地仍然很惨,河北许多地区涨到三百多文,四百多文,河东涨到四百多文,五百文甚至六百七百文一贯,陕西多少已不可想像了。这才导致流民遍野,没有办法,国家财力就那么大,谁想到会发生这样突如其来的大灾。仍在王安石组织下,比明道时好得多。很是不易。
未来粮食价格会涨到多少,郑朗不知道,但元旦时,京城米价只有七十文,麦价四十文,粟价二十文。无奈,麦粟便宜,准备得最多。河北平均仅有九十文,五十文,二十文,加了一个运费,粟乃当地所产,价格未变。河东是一百文,五十文,二十文。如此大的大灾,居然还没有皇祐时粮价贵。因此民不怨,流民也很少。
还有贫困的农民,他们丰年时仅能保持温饱,这样的大旱,明年夏收肯定没有了,不得不听从朝廷指挥,出来做工代赈。然而朝廷做得也很人道,搭设工棚,发放物资,送一些烤火的木炭煤炭。甚至有少数人家有大牲畜的,集中起来,打上记号,派人看管,若牲畜出了问题,以后按价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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