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,俞君的名字恢复作Peter。似乎除了我之外,没有人叫他中文名字。他的母亲叫我齐小姐。那些天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,两人一起由遥远的四川来,临行曾在深山将自己心中最大的痛苦和隐密相告。形成一种Closeness。由于他的缘故,我对那巨大、陌生,处处以冷眼看人的上海也有了初识之美的印象。
白天,他带着我四处走走,看许多种了法国梧桐的街道,他读过的学校,教他声乐的老师家和从外滩的扬子江口到长江入海之处。晚上饭后在客厅唱歌、祷告,他带我到阁楼他父亲藏书之处也是他的房间,给我看案上开卷未合的吉卜龄《消失的光芒》,那一页是他父亲逝世前正在读的。然后我们在窗下的长椅坐着,悄悄地说些心里的话。
到上海的第四天是星期一,早餐之后,由俞君带路去找我父亲。
未逢乱世,无法了解我那时的心情。末经世事艰难的我,泰然来到上海那样的世界,才明白自己与家人的联络链子是多么脆弱。我只知道自从胜利之后,爸爸多半的时间在南京,准备政府复员“还都”。他回重庆时曾告诉妈妈,他去上海会住在丁家,有事写信请他多年老友吴开先转交(他的儿子也读南开中学)。吴伯伯最早回到上海故乡,任社会局长,负责由日本人手中收回英、法祖界及日本人强占的一切资产,重新安顿百姓等地方工作。我见到吴伯伯,说要找我爸爸,他吓了一跳说,“你这小囡本领倒不小,战区各级学校刚刚放假,长江船由四川到汉口和上海的,一艘接着一艘,还没有轮到学生呢,你怎么就跑到上海来了呢?正好,这几天你爸爸就要由南京来了,我给他一个惊喜吧!”就这样,几日之内我父亲来到俞家,找到他的女儿,感谢了俞家对我的照顾。三天后,乘京沪铁路夜快车,我随他去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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